尉文渊与上交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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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“王（前任组长）是先想后干，想不明白，宁愿不干；尉是说干就干，想到哪里，就干到哪里。”尉文渊一上任，就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、规则起草、红马甲培训、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备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，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，把一项复杂的工作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，使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。  
    最大的难题是不懂。尉文渊和他的手下都是股盲，筹办证券交易所几乎全凭想象。除了极度的疲惫外，他被一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所包围：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无助，不知会被甩向何方，身不由己。   
    而在日本做过证券公司研修生的阚治东看来，尉文渊的悟性极强。“尽管一开始对证券市场并不了解，但他很快就掌握许多证券方面的知识，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。”当时，喝过洋墨水、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位骨干都主张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、手工促成成交系统。从没出过国门的尉文渊坚决主张上“无纸化”电子交易系统。他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，说服管金生、阚治东各代表万国、申银拿出一部分钱，一同上电子交易系统。
    就在上交所开业前的一个月，尉文渊终于有机会到香港考察证券市场，当他发现自己看不太懂联交所的交易系统时，开始发慌。几天后，他才恍然大悟------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构想竟已走在香港联交所前面！
    从开业第一笔交易起，上交所就跨入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时代，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有人评价说，如无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，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，也无法支持现在遍及城乡、数千万投资人参与、每天数千亿的成交规模。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，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，在当时，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，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。
    时隔18年后，尉文渊回首往事，坦承：当时，上交所成立的条件还不成熟，无论是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潮、计划经济的桎梏、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，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------“没有一项条件成熟”。上交所的成立，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的推动：经历“八九政治风波”后，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，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里，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    1990年12月19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赶在年底开业了。
    开门铜锣是尉文渊跑遍上海觅来的。开始找到的铜锣都不行，敲上去声音龇牙咧嘴的，没法听。后来，在城隍庙找到一个锣，它不是一个单片的，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铜疙瘩。尉文渊一看，当场拍板，用600多元钱把它买来，拽着就跑。
    后来每当开市，尉文渊就拼命地敲锣，响声果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当时，有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，场面非常壮观，也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，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冠之以“东方华尔街”的美名。
    交易所建立起来后，对这个市场的不理解和不知道怎样去做仍然困扰着他。而他嘴里的这个“野孩子”，以惊人的速度疯长起来。
    早期的上交所不可避免地烙有强烈的个人色彩。在早期股民中，流传着很多关于老尉和股市涨跌的经典段子。股民老许回忆说，曾有几次股市跌，尉文渊走到交易大厅一叉腰说“这个市场不会跌了，要涨了”，市场果然就涨上去了。
  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尉文渊是“木知木觉的”。“当时有人对我说：‘你一进场内交易大厅，场外就有人问你的表情怎么样。你的身体语言释放，代表你怎么看这个市场，等等。”直到1994年的一天，尉文渊才小小利用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影响力：那天股指莫名其妙跌得非常厉害，“我拿起话筒说：‘大家慌什么，没什么问题嘛。’当时股价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    他既要考虑关于交易所未来的大事，还得操心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当时还在做证券记者的左安龙，一想起老尉面对交易所满地垃圾的黑脸就想发笑。“每到3点半闭市，他都要跑到大厅里喊上一通：‘大家离场时把自己吃的盒饭、报纸都带走啊。’”
    在随后3年中，尉文渊陆续地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：确立了交易规则；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证券报并担任主编；进行市场扩容，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“老八股”扩大到1992年底的近60家；会员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，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，到19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……在此期间，尉文渊也逐渐确立了他在中国证券史上的地位。
    1992年，尉文渊推出一项极其大胆的金融工具创新：国债期货。这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。可以说，国债期货和国债回购交易的推出，活跃了国债市场，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，有助于解决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。
    然而，也正是3年后的“327”国债期货事件，让尉文渊因负“监管责任”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上交所。
    他依然为自己当年的探索充满自豪；对把自己辛苦创建的国债期货市场送上绝路的“327事件”留有遗憾，“我还是认为，‘327事件’是新兴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；我们不能因为它而完全抹杀国债期货开办的市场意义。”
    “其中确实存在风险控制问题，还存在市场监管措施未能及时调整的问题。但是，是不是可以假定，通过个人的努力，就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我认为，没有327，也会有328、329，总有这么一遭。”
    他的耳边回响起香港联交所总裁袁天凡曾对他说的一番话，那是尉文渊第一次访问香港，两人就证券市场交流了许久。
    “尉先生，我觉得你太理想了，你想把市场搞得多么理性，是不可能的，市场早晚要出问题，你必须和大家讲清楚，否则，人们以为是你的责任。”
    1998年8月，尉文渊把与自己很熟的记者张志雄叫到办公室，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了。  
    当时张志雄劝说他是否忍一忍再说时，尉文渊的态度很坚决：“我们来这个市场本是想做点事的，为了把事做好，总会有争议，这不要紧。但事情往往会转化成人的是非，这就相当凶险了，我是没有这种企图心的。所以，我对希望我留任的领导说，我只不过是个马前卒，让我走吧。我可不能成为争议的焦点，那是很危险的事。”
    早在离开人行筹办上交所时，尉文渊就答应领导，干满2年后就回去。
    “我突然发现我回不去了，交易所那个舞台那种挑战在这种体制内是找不到的，是绝对没有的。我到机关一看，一份报纸，一杯茶。我发现我回不去了。我只有出来。”
    尉文渊随后下海经商，创办企业，集团从广告业做起，已拥有庞大的资产和投资，创业投资特别是风电项目的投资是最让人瞩目的一块。如今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地区，低调、勤勉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。
    时隔10年后，那些曾为尉文渊的选择感到惋惜与不解的人们，回顾中国证券业20年史上曾耀眼过的名字和如今的命运遭际，才体会到尉文渊对世事的通透与练达。
    在当年这一批证券大佬中，尉文渊是唯一全身而退的。除了另两位猛人外，有“君安教父”之称的张国庆被判刑入狱，原三峡证券董事长邓贵安、总裁李洪尧、副总裁李晓春被判刑，原汉唐证券董事长吴克龄、总裁宋建生被吊销从业资格，原广发证券老总董正青被判入狱4年等数不胜数……
    尉文渊是明白人。经历过1994年被某大报点名批评、“327”等连串事变后，他读懂了这背后的寓意——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中央和地方之间争夺市场控制权的博弈将日益激烈，一旦摩擦加剧，身处其中的人很难置身事外——“在体制内，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……”
    张志雄感慨地说：“1991年一进上交所，就听尉文渊说他最想做个商人，当初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你这个上交所总经理做得好好的，去做什么商人？现在明白了。”
    在2009年年底，阚治东的新书发布会上，我遇到了前来为老友捧场的尉文渊。当我问他准备何时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时，头发日渐稀疏的尉文渊立即摆摆手：“没必要了，该表扬的好人好事都表扬过了。”
    那么，那些不可说的秘密？——“哪有什么不可说的秘密啊。”他笑呵呵打了一记太极。
    他承认自己现在圆滑世故了很多，“年轻时的尉文渊多少有点英雄主义，理想、热血沸腾、使命感、不顾一切”。虽然刻意低调，仍然看得出他对中国证券业的监管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。在一次采访中，尉文渊破天荒地批评政府过多干涉证券市场、创新不够的现状。
    “上交所影响了我一生，也赋予了我很多，我算得上少年得志。同龄人很难有人像我一样幸运。对于离开，我很坦然，市场和历史会客观评价。对于过去，我不太介意，完了就完了，连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少知道我过去的事情。”
    “我是新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参与者，是早期建设的铺路石。现在，我是过来人，旁观者。我今年52岁了，以后我会坚定地做企业家。我对我现在的角色很满意。”